山西“飛刀手術”之殤：“醫生救了你的命，你卻背后捅一刀”

 “醫生救了你的命，你卻從背后捅了他一刀。”師建國尋思，自己怎么也干不出這種事來。

初冬的上午，病房里還沒供暖氣，師建國的母親患有腦梗，剛剛做了手術，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他安頓好母親，靠在病床邊看了一會兒手機，又饒有興致地和病房里的人熱聊著最近醫院發生的一件大事，“一個病人把醫生舉報了”。

那個病人和他母親一樣，患有腦梗，三個月前也住進了山西省洪洞縣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只不過他病情比較嚴重，醫生考慮手術難度及復雜情況，建議家屬請北京專家來做“飛刀手術”，征求家屬意見后，對方愿意支付一萬元的手術費。

對“飛刀手術”，師建國并不陌生。“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說。在洪洞縣城的醫院，由于醫生水平有限，往往很難操作高難度手術，這就需要請外面專家來開刀，俗稱“飛刀”。但這種“飛刀手術”在國內明文禁止，是不合法的。醫患雙方彼此心照不宣，私下協商偷偷進行。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卻見不得光。”師建國和病人家屬討論著。在他們看來，病人不用折騰去北京等床位，還能享受本地醫療保障服務，一萬塊錢手術費也不算貴，尤其對病人家屬省心又省力。

誰也沒想到，這位患者接受手術后，其家屬居然偷拍了醫生收取手術費”的視頻，并發布到網上，掀起軒然大波。不久，洪洞縣衛生局介入調查，搭線醫生很快被停職，北京專家也被牽連接受調查。

這段視頻在網上引發持續關注，許多網友對病人家屬行為表示鄙視和譴責。此刻病房里議論紛紛的家屬們卻深深擔憂，“這下可真的把咱們老百姓害慘了”。他們私底下聽醫生說，有的病人腦出血，根本不能等，但轉移去他院，在路上顛簸，很可能在路上就死了。這種病人迫切需要從上級醫院請專家來“飛刀”救命。可眼下，“哪個醫院還敢請？又有哪個專家還敢來？”

師建國很慶幸，母親是輕微腦梗，發現及時，入院做了個取栓小手術。但今后若復發，他無法想象。對那些急需“飛刀手術”的患者來說，這個冬天很不好過。

01 .“他舉報就是犯罪”

三個月前，62歲的韓春明因急性腦梗住進了山西省洪洞縣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他急需做支架置入手術救命。但對這種病，下級醫院一般都是溶栓治療，很難開展這種手術。該院神經外科主任王寶考慮到對這樣高風險手術沒有把握，幫患者聯系了北京天壇醫院的專家，邀請對方到洪洞縣來做手術。

經雙方協議，韓春明家屬同意支付一萬元作為北京醫生的專家費，但醫院并沒有開收據。手術做完后，身穿手術服的醫生從患者家屬手中接過厚厚一沓錢。這一幕被患者家屬偷偷拍下，然后將視頻曝光。

截至目前，這條冠以《醫生私收患者一萬元紅包》的視頻在網上一直很火，最后以當事醫院當事醫生被處罰收場。

身穿手術服的醫生收取患者家屬交來的“手術費”。

洪洞縣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主任王寶曾回應質疑稱，那一萬塊錢確實給了北京專家作為報酬，事前也征得了患者家屬同意。他承認不從醫院財務中支取而在手術室向患者收取手術費”確實不太規范，但下面的基層醫院都這樣做。他還稱，這次“飛刀手術”很成功，患者也在康復。

輿論很快又出現了反轉，網友起初大罵醫生無德，后來又力挺醫生收紅包。相比以往的舉報者，這次接受“飛刀手術”的患者家屬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9年10月26日，記者趕往洪洞縣尋訪韓春明。住院登記顯示，韓春明居住在洪洞縣明姜鎮宮官村，距離縣城14公里。

宮官村只有一戶姓韓，就是韓春明的親屬。據韓家人介紹，韓春明二十多年前就搬出村，去縣城打工，現居住在縣城二中附近。這些年，他和親屬一直沒有聯系，過年也沒有回來過。

今年7月，韓春明大哥和四弟聽說他病重，去醫院探望過一次，當天便返回，后來也沒見過面。

韓春明現有一兒一女，此次舉報的家屬正是其兒女。“這幾年身體不好，沒在外面做事了。最近又聽說手術遭了罪，收費也有問題，他們一家都不滿意。”韓春明的侄女說到這里，停頓一會兒又補了一句，“聽說事情都解決了，不是嗎？”

對韓春明家人來說，這次舉報的社會反響可能有點出乎意料。“全縣的病人都恨透了他。” 洪洞縣人民醫院一些患者家屬甚至認為，“他舉報就是犯罪”。現在整個舉報事件鬧得滿城風風雨雨，不少患者家屬擔心“飛刀手術”被政府部門一令禁止，使得各方受損。他們大多表態支持醫生，這在以往的舉報事件中很少見。

02.幾乎每天都請人

ICU病房內，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專家醫生通過遠程移動查房會診終端連線。（@視覺中國 圖）

離洪洞縣城中心2公里的省道旁，洪洞縣人民醫院坐落在這里，這棟2013年落成的新院主體大樓現代又氣派，大門正對著門診、住院部和120急救中心。這是洪洞縣最大、科室設置最全的醫院，也是二級甲等醫院。

神經外科位于住院部九樓，是臨汾市縣級醫院臨床重點專科。王寶主任是科室里唯一擁有高級職稱的醫生，也是縣城里有名的人物，同行提到他大多夸贊有加。一位醫生說，“要是沒有他，神經外科可能就癱瘓了。”

走廊上的“神經外科簡介”中，羅列了醫院一系列優勢：現代化的病區，生活設施完善，配置齊全、先進的層流手術室，以及一長串已開展的手術名稱，如顱腦外傷手術、腦積水手術、高血壓腦出血的微創手術、顱骨修補術等。

但這里也有做不了的手術。比如韓春明這類患者的支架置入手術，很多基層醫院難以完成，只能請專家前來。

“飛刀就是個普遍行為，在洪洞很常見。”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從業多年，他說，不僅是人民醫院，洪洞縣中醫院以及外科醫院等，這些年一直邀請外地專家來做手術。“一些高難度的手術，特別是腦外、骨外這些科室‘飛刀’多。”

這也是很多基層醫院的現實，雖然能夠購置先進醫療器械，建設寬敞的大樓，明亮的病房，但一直缺少經驗豐富的醫生和專家。付醫生說，“縣級醫院有的科室起步遲、發展時間短，水平也不夠高。”通常患者病情復雜一些，手術風險大一點，基本都是外地醫生來做。

醫院同時也會向患者說明情況，給出選項。“一個是去北京或者其他大醫院做，二是不愿意去的，那在這兒我們給他請專家，他把專家費出了。”付醫生說，“如果病人不愿意找專家，我們就建議他轉院，不會給他再請專家，整個過程都是經過溝通、協商、同意的。”

也有不在乎費用的病人主動要求“找專家”。付醫生說，一般本院能做的手術，會向患者建議不用請，但若對方堅持，“他愿意出這個錢，那就幫他請”。

不僅在洪洞，全國各地“飛刀手術”正普遍流行，山西整個省級、市級、縣級醫院都存在這一現象。各地區間上下級醫院有諸如“對口互援”、“醫聯體”、醫療聯盟等幫扶體系，常來洪洞縣“飛刀”的，除了來自省內臨汾市、太原市三甲醫院的醫生以外，北京、西安的專家居多。

“一個月多的時候是十來次，少的時候也有兩三次。”洪洞縣外科醫院曹醫生說，該院作為私營醫院“飛刀手術”很常見，而縣人民醫院更多，幾乎每天都請人，一個月下來全縣可能有好幾百例“飛刀手術”。

事實上，“飛刀”在全國范圍內都是常事，這是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而基層醫院與上級醫院之間客觀存在一定差距導致。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中國醫療分享發展報告》，國內大量優質資源依然集中在少數大城市的少數三甲醫院，基層醫院診療水平難以滿足人們對優質醫療資源的需求。

“現在全國就是這樣一個情況。”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介紹說，“你在北京看病住院也不一定能住下，可能要等好幾個月；有的大病、急病，比如腫瘤之類，你也等不了那么長時間。那肯定是在本地醫院既方便、報銷比例也高，也能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病人還能享受到省級或者國家級三甲醫院的治療技術。”他稱，目前整個下級基層醫院都愿意干這個事兒。

“一是上級醫院的醫生下來做手術，對病人來說省了錢了，惠之于民；第二，我們請他們下來做手術，咱們也和人家學習，提高咱們自己的技術。病人花錢也少了，大夫也能學習、提高。”付醫生說，“這實際是個雙贏。”

03.機場圍堵”“飛刀”醫生

“放了一個支架，撐歪了又放了一個支架，手術難度確實很大。”洪洞縣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一名醫生回憶道，韓春明接受的這個手術難度高，“山西省人民醫院都做不了，只有北京天壇醫院那十幾個醫生能做。”

韓春明的病情也無法長途旅行，請專家“飛刀”成了最佳方案。據這名醫生介紹，王寶主任請的是天壇醫院副主任醫師宋立剛。“說實話，都是靠醫生私交，不然人家也犯不著為這一萬塊錢這么跑。那是學生求老師，老師才來。”

據天壇醫院官網介紹，宋立剛“擅長顱外腦血管支架成形術”。洪洞縣人民醫院和天壇醫院是合作培養關系，王寶曾在天壇醫院學習，他的老師就是宋立剛。

請來專家“飛刀”，多數時候靠的是醫生間的私交。“一方面也是照顧人情，并非都是因為錢。”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說，“下級醫院的醫生去進修學習，通常會結交他們的老師，有這層關系，學生請老師下來幫忙，一般都不好意思推辭。”

據洪洞縣人民醫院網站介紹，醫院近五年“先后派出300余人次前往各大醫院進修、學習，同時邀請各大醫院專家、教授到醫院輪流坐診、講課、查房、手術以及開展學術活動”。該院神經外科的醫生一般在天壇醫院和西安第三醫院進修。

“醫生利用周末或者自己的休息時間，飛往外地，或者駕車行駛數小時到其他城市或者縣城做手術。”知名整形外科醫生郭樹忠偶爾也“飛刀”。他在《有多少外科醫生會“飛刀”》一文中稱，通常是大醫院的醫生到小醫院，大城市的醫生到小城市，知名醫院的醫生到普通醫院做手術。

“不信你到機場查一查，周末乘飛機的醫生要遠多于平時。”郭樹忠說，曾經還有某著名大醫院的院長派人到機場“圍堵”周末外出“飛刀”的醫生。

對來自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來說，收到“飛刀”邀請，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行業內對自己水平和名氣的認可。國內首家醫生集團的創始人張強在血管外科專業深得美譽，他還是主治醫師的時候，就有許多醫院邀請他去做“飛刀”手術。

“哪個醫生擅長什么，醫院都建有自己的專家資源庫。”洪洞縣外科醫院曹醫生說，“我們給專家打電話，他過來你付勞務費就行了。”

開一次“飛刀”，患者需要額外支付一筆費用，通常以“專家費”名義直接將錢交給院方，院方轉交給專家，或者由家屬直接交到主刀醫生手中。

洪洞縣當地醫生介紹，“飛刀”的價格依據醫生名氣、所在醫院水平等因素不等，省內，如臨汾市醫院的醫生1500元，太原過來的為3000到5000元左右，來自北京、西安三甲醫院的醫生費用則在5000到1萬元不等。“有時候，他們開一次‘飛刀’的收入比一個月的工資還高。”

04.致命的風險

除非特殊會診病例或者教學示教手術，整形外科醫生郭樹忠自稱不會利用業余時間去開“飛刀”。

“中國外科醫生的飛刀是有很多缺陷的。”他撰文寫道，醫生匆匆忙忙飛往一個城市，只能和患者短暫見面與交談，有時候連見面的時間都沒有，很難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同時在一個陌生環境里由一批陌生人協助主刀醫生做手術，手術潛在的風險很大。“醫生對環境不熟悉，對麻醉醫生不熟悉，對護士不熟悉，對助手也不熟悉，這些配合手術的人對他的手術習慣也不熟悉。”

郭樹忠還指出，“飛刀”醫生手術后即飛離城市，把患者交給一批自己不熟悉的人照看，如果術后出現并發癥等問題很可能無法及時進行處理，最終有可能影響手術效果，甚至會有手術失敗風險。

今年7月中旬，據《上觀新聞》報道稱，幾年前，某三甲醫院的眼科醫生在長三角某地開“飛刀”時，就因為當地醫院在手術過程中消毒措施不到位，釀成大禍。這名醫生主刀的10臺手術，患者悉數出現感染，部分患者最終不得不摘除眼球。甚至還有患者因術后管理不善，被術后并發癥奪去生命。

“風險是永遠存在的。”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說，“飛刀”面對的本就是一些重癥和復雜手術，這些病患在三甲醫院治療也同樣存在風險。不可否認的是，基層醫院面臨的風險更大。“手術做完專家就走了，后續治療都要靠本地的醫生，而我們整個硬件條件、醫生水平、救治能力遠不如大醫院。”

浙江鑫目律師事務所醫事法律師章李此前也是一名醫師，他也認為，“飛刀”風險主要集中在“手術期管理”，這是由于縣級醫院可能跟三級以上醫院確實在技術力量方面存在一些不匹配所致。

“手術之前，醫生都會通過相關病歷資料、影像資料，對患者病情做全方位的了解，他不會毫無準備直接上手術臺。尤其是外科醫生，他沒那么大的膽子。”章李說。

讓他印象深刻的一起案例中，一位專家到基層醫院做了一個腰椎間盤融合手術，但手術后，患者出現并發癥，硬膜外血腫。當基層醫院診斷出這一并發癥后，沒有意識到要馬上進行手術、清除血腫，最終導致患者下肢癱瘓。“如果說這種情況在三級醫院，并發癥一旦出來馬上發現、通過手術清除，患者也可能也不會癱瘓。”

另一方面，“飛刀手術”也確實存在操作失當的可能。章李接觸的另一起案例中，由于“飛刀”醫生不夠了解患者病情，剛到手術室便直接為患者做胸腔手術，不小心把對方血管剪斷，導致患者因為失血性休克死亡。

這兩起事故負責賠償的都是基層醫院。“醫生在外會診導致醫療糾紛，由邀請的會診單位來負責賠償，這有明確法律規定。”章李說，由于并發癥與患者自身體質相關，而失血過多死亡是由于醫療過失導致，兩起責任劃分不同，前者醫院承擔次要責任，后者醫院承擔主要責任。

一旦醫療糾紛發生，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主體是會診醫療機構和擬邀請醫療機構，這意味著“飛刀”醫生所在醫院也需承擔責任。

05.“它見光就死”

不少受訪醫生表示有能力也有意愿利用業余時間到其他醫院做手術，但很多醫院并不知情，多是私下行為，“飛刀”做多了，也會有人打小報告，容易因為患者投訴讓院領導知道，惹來麻煩。

在業界人士看來，患者對“飛刀手術”普遍支持，但這種方式并不合法，“它見光就死”。一旦患者舉報，無論是發出邀請的醫院還是醫生、或是前來會診的醫生都得接受處罰。

洪洞舉報事件前，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三院骨科醫生請專家收受5000元會診費，徐州沛縣中醫院骨科醫生請專家實施椎間孔鏡手術收取1.1萬元的會診費，相繼被患者以“索要紅包”舉報。

“醫生以個人名義會診，且會診費跳過醫院直接給醫生，程序上存在瑕疵，法律層面確實有些講不通。” 醫事法律師章李說，患者舉報也正是因為會診酬勞拿得不合規，醫院做法也不合規。

外科醫生合法“飛刀”也并非不可能。章李指出，2005年衛生部出臺《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明確醫生外出會診，醫院和醫院之間的會診要有書面申請，醫生應該經過所在醫院同意并登記備案后，才能出診；未經所在醫療機構批準，醫生不得擅自外出會診。

2015年，衛計委又推出《關于推進和規范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規定醫師多點執業實行注冊管理，此后各地出臺醫生多點執業細則。國家近年也在調整政策，為醫生“飛刀”鋪路。

丁香園調查結果顯示，55%的受訪醫生認為“所在醫院醫生走穴現象普遍”，近三成醫生表明“本人曾‘飛刀’走穴”，84％的受訪醫生希望“走穴行醫合法化”。

然而，根據《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明確的會診費支付方式：“邀請醫療機構支付診療費應統一支付給醫療機構，并應向醫療機構支付。機構自行協商產生的收入應計入單位財務部門的統一核算中。”至于會診費標準，《規定》提到，差旅費按照實際發生額結算，“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屬的錢物”，但并未明確會診醫師的報酬。會診費由各地衛生局制定，略有差異，總體相近。

以洪洞縣為例，市內報酬為200-300元，省內500元，省外1000元，在醫生們看來，過低的報酬標準使得多點執業變得不可能。

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算了一筆賬，除去開車的油費，300元報酬頂多賺個百來塊錢，還要擔風險。“別說專家，讓我去也不干。”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多點執業的醫師為11萬余名，僅占全國執業醫師總人數（339萬）的3.2%。

目前，公立醫院的醫生仍很大程度受困于體制內。“國外多點執業很成熟，因為醫院和醫生處于一個平行、平等的地位，甚至醫生占主導，雙方是一種合作關系。” 章李曾在三甲醫院、基層醫院工作，他感覺，公立醫院的醫生受到的束縛相對多一些。

“我們醫院對申請多點執業基本是阻攔的，比如薪酬減半。”深圳市某三甲醫院一位醫生說，院方現在只允許退休后的醫生辦理多點執業，內部規定禁止在職醫生辦理，對業余時間“飛刀”卻坐視不管。

丁香園聯合麥肯錫調查顯示，39%的受訪醫生有過多點執業的經歷，尚未參與的醫生中有50%的原因是現有醫療機構不支持。一些專家也并不想申請多點執業，他們擔心得罪院方領導，失去晉升的機會。相比之下，他們更青睞“飛刀走穴”，這樣不必改變聘用方式和關系，行醫時間和地點更加寬松，收入也更豐厚。

06.“給多少錢人家都不愿意來了”

10月28日晚，王群搭上從洪洞開往北京的列車，再過幾天，他患有腦梗的母親將在北京天壇醫院接受手術。

“北京最難等的是床位，有時一等就是數周，甚至幾個月。”王群說，他們等的時間不算長，兩三周就排上了手術日期。

王群母親的病情不算嚴重，還能坐火車前往。“如果情況特別緊急，那也只能‘飛刀’救命。”王群心里并不排斥“飛刀手術”，他母親其實也可以在縣人民醫院治療，“但做兒女的總希望父母得到更好的治療，少遭罪。”他說，這些年做家具生意，家庭經濟條件也能承擔去北京看病的費用。

最近，王群聽說朋友的母親腦出血請了西安的專家來“飛刀”，但術后恢復不太好，又把醫生請來做了第二次手術。他還是不太放心，“就目前縣城醫院的水平，術后管理跟不上，手術成功也白搭。”王群說，如果能去更好的醫院，自然是首選。

但現在，“別說洪洞，整個臨汾地區都請不到專家。”洪洞縣中醫院付醫生說，“你想做‘飛刀手術’還做不上。”舉報事件后，洪洞縣一些醫院各科室都受到影響，“我們請人都說不來”。

10月底，記者探訪洪洞縣人民醫院得知，王寶目前已經復職，他仍是神經外科主任。醫院領導表示，“事情經過就像網上說的那樣，現在已經處理好，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便再提。”

韓春明在接受第一次手術后，醫生考慮患者承受能力向家屬建議，“下一期手術可以做，過一段時間再安排。”韓家人不認可，他們稱“已在醫院花了好幾萬，沒有錢再繼續治療，只好出院”。

出院后，韓情況并未完全好轉，還是會覺得頭懵，“家屬要求再做一次手術，不然就曝光”。神經外科一名醫生透露，自偷拍的視頻曝光后，洪洞縣衛生局介入，醫院也答應可以再做一次手術，并且免費。但問題是，北京專家因舉報被調查，誰也不敢來“飛刀走穴”。“醫生也沒辦法，既然自己都保護不了，怎么來救你？”

洪洞縣外科醫院曹醫生也說，“縣里面正在嚴抓這個事，不許基層醫院讓外地醫生上門，而現在給多少錢人家都不愿意來了。”

一些患者只能自己想方設法去大城市的大醫院里掛號求診。而這里大部分的病人根本看不起病，“一萬元都是個大開支，有的患者來看病，一千塊錢都掏不出。”曹醫生說，他們只能放棄。（文中患者家屬師建國、王群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