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西北 正上演著“由黃變綠”的生態奇跡！

4月26日，在杭錦旗杜貴塔拉鎮，工人在給樟子松培土。新華社記者 彭源 攝

第五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監測顯示,我國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自2004年連續10年保持雙縮減。2019年2月,美國航天局根據衛星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從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綠化面積中,約四分之一來自中國,貢獻比例居首。

西北地區是中國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布最廣的地區。西部大開發的20年,也是西北地區生態治理快速發展的20年。西北地區的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連年減少,許多地區出現“綠肥黃瘦”的景象。但是西北地區生態脆弱,生態治理仍然任重道遠,治沙與治窮相結合的治理路徑仍需要不斷發揮作用。

“寧肯治沙累死,也不讓風沙欺負死”

官井村是庫布其沙漠邊緣的一個小村。20世紀80年代,這里土地嚴重沙化,全村只剩下一棵孤零零的柳樹。

如今,庫布其沙漠生態治理率已達到25%,實現人進沙退的轉變。防沙治沙的成功實踐,被寫入《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締約方代表共同起草的《鄂爾多斯宣言》。今天的官井村,已是綠林縈繞,一棵樹變成了19萬畝樹林。

在中國的大西北,由黃變綠的生態奇跡不斷上演著。

清晨的毛烏素沙地,伴隨著呼呼的風聲醒來，殷玉珍一鼓作氣爬上10多米高的瞭望臺,舉目四望,林海起伏。這里地處毛烏素沙地南端,30多年前還是一片人跡罕至的黃沙。1985年,19歲的殷玉珍嫁到內蒙古烏審旗無定河鎮薩拉烏蘇村,新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窨子”。“當時到處是大沙,方圓十幾里只有我們一戶人家和一棵樹。”

“這輩子寧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讓風沙給欺負死。”從栽下第一棵樹苗起,她和丈夫冒著30多個嚴寒酷暑,每年穿爛10多雙鞋,用壞一把又一把鐵鍬、鎬頭、樹剪,把近6萬畝沙地變成了綠洲,累計植樹200多萬棵。

西北地區的生態恢復,離不開一代代治沙人的付出。他們懷抱信念,堅如磐石,用盡一生在荒漠中播撒著綠色的希望。

1957年,一位剛剛大學畢業的小伙子,響應有志青年到邊疆去的號召來到塔克拉瑪干沙漠,與這片流沙搏斗。他叫劉銘庭,1959年至1983年間,先后發現5個檉柳新種,并研究出利用檉柳固沙的方法。因為一輩子執著于一件事,他被稱作“劉紅柳”,現在他已是85歲高齡。

紅柳也被稱為“檉柳”,是廣泛分布于我國西北荒漠-半荒漠地區的植物,耐干旱、耐鹽堿、耐貧瘠、耐風蝕和沙埋,是黃沙中最堅韌的生命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劉銘庭和同事們扎根沙漠深處,用紅柳阻擋住流沙對城鎮的一次次侵襲,還開始了紅柳肉蓯蓉人工接種試驗研究。

如今,“劉紅柳”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下簡稱“新疆生地所”)沙漠團隊已延續至第四代人。他們不僅在中國各地播撒綠色,還將治沙經驗與技術帶到了非洲、中亞等地區,參與到非洲“綠色長城”的建設中。

劉銘庭、殷玉珍的治沙成就,是中國西北地區生態持續改善的一個縮影。中國荒漠化土地面積曾以年均1.04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如今,中國沙化土地面積年均縮減1980平方公里。

“從斗爭抗衡到和諧共處”

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院長王濤介紹,我國干旱區沙漠、沙地面積在1990年前是增加,1990年后是減少,到2010年就減少到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

內蒙古采取封山育林、飛播造林等綜合措施開展生態恢復,重點治理區初步形成喬灌草、點線面、帶網片相結合的區域性防護體系。毛烏素、科爾沁、呼倫貝爾三大沙地均實現沙化土地凈減少的歷史性逆轉,進入恢復利用沙漠的新階段。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林草局荒漠化防治處處長吐爾遜·托乎提說:“十三五以來,新疆依托林草重點工程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941.73萬畝。”20年前,和田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僅有0.4%,如今已提升到1.62%,災害性天氣從最嚴重的一年260多天到如今的170多天,沙塵天氣減少了90天左右。

“從斗爭抗衡到和諧共處。”新疆生地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長、研究員曾凡江說,人沙關系的深刻調整促使科研人員的研究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由于風沙引起的災害仍未禁絕,沙漠邊的部分農民仍未脫貧。科研人員除了不斷優化防風治沙技術,還致力于研究科學化綠洲農業種植。

目前,每年約有15名碩博生在新疆生地所策勒站工作,除了科學研究外,他們還組織當地農民科技骨干進行科技培訓。

新疆生地所研究員雷加強說:“條件較好地區大多已基本治理,剩余區域多為遠山大沙、極度干旱,治理難度不斷增大。”

要適應新環境下的生態治理需求,需要全方位借助科技力量,而不是盲目“圖政績、求成績”。我國在沙化治理理論、沙化防治技術方面研究領先,但實踐應用過程中有些具體問題研究仍不足,科技治沙任重而道遠。

“沙漠醫生”的新型生態治理

45歲的馬全林,每年有200多天在沙漠中度過,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20多年。作為甘肅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長,他常年帶領團隊進行荒漠生態學與荒漠化防治研究,成為名副其實的“沙漠醫生”。馬全林說:“在荒漠化防治上,我們既要通過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精準治沙,改善沙區生態環境,也要通過培育沙區經濟作物,帶動群眾種植,實現增產增收。”

沙蔥、沙米是干旱荒漠區特有的野生沙生食用植物,在民勤、古浪等地都有分布,深受當地人喜愛。“野生植物被連根拔起,破壞了其自身繁衍和生態環境。為此,我們研究人工栽培技術,解決高產難題,給沙區群眾發展產業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馬全林說。

2018年以來,馬全林持續示范推廣沙生植物種植,帶動民勤等多地農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如今的沙漠治理已不再是單純的治沙增綠,越來越多像馬全林一樣的科研工作者,致力于探索將“治沙”與“治窮”相結合。

新疆和田地區可利用的綠洲僅占3.7%左右,剩下90%多是荒漠。當地轉變治沙方式,進行科學的規劃和治理,拓展生存空間和產業平臺,為產業落地、嵌入式發展提供可能。目前和田地區有紅柳大蕓30萬畝,梭梭大蕓約2萬畝,建成多家以沙為主原料的建材企業。

吐爾遜·托乎提介紹:“我們在嚴格保護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著力打造一批特色林果業基地,發展精深加工業、能源、沙漠旅游業等,建設沙產業帶。發展沙產業,不僅有利于調整沙區產業結構,增加沙區農牧民收入,也有利于‘反哺’沙區生態建設,鞏固和擴大防沙治沙成果。”

西北地區生態治理模式正發生著深刻轉變,造林式治理正轉向產業化發展與生態治理協調發展,“沙”的資源價值被不斷發掘。沙產業如火如荼,沙中不僅能“生綠”,更能“生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