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外國第一次檔案合作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俄建交70周年。我不禁回憶起我在外交部任職檔案館館長期間，與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合作編輯出版歷史文獻的往事。這是迄今中國與外國第一次成功的檔案合作。合作的成果最終體現為編輯出版《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49年—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天，蘇聯即率先與新中國建交。《匯編》收錄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雙方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重要檔案史料，再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蘇關系建立發展的過程，反映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深厚情誼以及開展合作的真誠意愿。是兩國關系建立不斷發展的歷史見證，是一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獻。在《匯編》第二冊首發式上，俄副外長莫爾吉洛夫強調，醞釀編輯出版匯編的過程是兩國外交部務實合作的亮點，檔案合作已成為中俄雙方全方位交流與合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立 項

2003年9月，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丘里林一行來華訪問，丘里林與我就兩國外交部檔案領域合作進行磋商。丘里林是一位資深外交官，快人快語，開門見山，建議中俄兩國外交部合作編輯出版1949至1955年雙邊關系匯編。我當即表示，中方亦有此意。不謀而合，很快達成協議。

9月8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古昌會見丘里林，劉古昌對中俄兩國外交部檔案部門達成協議合作編輯出版1949至1955年雙邊關系匯編表示贊賞，同意將此項工作納入即將召開的中俄教文衛體合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要。劉古昌說這將為兩國外交部合作交流增添新的內容，也反映出兩國關系在各個領域全面發展。

丘里林隨后向中方提交了俄方準備的相關議定書草案。

訪華期間，丘里林一行還參觀訪問了清史編纂委員會、北京市檔案館、第一歷史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在清史編委會參觀訪問時，丘里林表示將對中方專家學者利用俄檔案編寫清史提供幫助。在北京市檔案館，丘里林等對館方向其展示的俄東正教檔案（婚姻和出生登記冊）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希望通過適當途徑和辦法得到其復印件。

《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書影

11月19日，我應約會見俄羅斯駐華使館公使岡察洛夫。岡察洛夫轉交了丘里林給我的信件，并告知，俄外交部正在積極籌備雙方擬合作編輯的1949年至1955年雙邊關系文獻匯編，目前俄方已對編輯方式、組成人員等形成初步構想，并建議兩國外長共同擔任編委會主席，兩國外交部檔案部門于明年1月至2月在莫斯科就此進行磋商并簽署議定書。岡察洛夫還談到，俄外長伊萬諾夫已批準上述計劃，并將其作為明年初到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成立儀式時同李肇星外長談話的內容之一。我表示，中方在今年9月丘里林局長來訪時已表明對此事持積極態度，現正在準備中方草案，雙方將就此進一步接觸。

經雙方商定，2004年4月中旬，我率中國外交部檔案代表團訪問俄羅斯，與俄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丘里林進行磋商，雙方草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關于合作編輯出版1949年至1955年雙邊關系文獻匯編的議定書》，為李肇星外長4月下旬訪俄時兩國外長正式簽署該議定書做準備。

2004年4月27日，中俄兩國外長在莫斯科正式簽署了兩國外交部合作編輯出版1949年至1955年雙邊關系歷史文獻匯編的議定書。該項目并被列入兩國元首批準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

構 想

中俄合作編輯出版匯編，是2000年我擔任外交部檔案館館長以來，面臨的又一重大外事任務。我把此項工作交給編研處，并組織專門班子進行深入研究討論，提出設想和建議，具體落實。

當時中俄兩國關系發展順利，兩國確立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建立了高層會晤機制。特別是2001年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后，兩國關系發展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取得了一些新的令人鼓舞的成果。2004年10月，兩國建交55周年之際，普京總統訪華時，兩國元首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指出中俄關系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同時，李肇星外長對外宣布，中國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外交檔案自2004年初起正式向社會和公眾開放。

大家一致認為，中俄兩國外交部合作編輯出版文獻匯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匯編將是中俄首次合作，出版記錄兩國雙邊關系的文獻，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廣泛客觀地展示兩國在那段時期雙邊關系的發展和國際領域的合作情況。匯編的出版將填補雙邊關系中的空白，有助于客觀地再現歷史本來面目，充實兩國史料學的基礎。不僅如此，匯編的出版還將駁斥和澄清西方及臺灣歷史文獻中關于中蘇關系形成和發展的大量杜撰和歪曲。

我們的初步設想是：

一、匯編的年代框架為1949年10月1日至1955年12月31日。可分兩冊出版，第一冊的年代為1949年10月1日至1951年12月31日。

二、匯編的基本構思是，以雙方外交部檔案館保管的檔案為基礎，必要時選用雙方中央及有關單位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材料，以及業已在兩國中央機關報和官方出版物公開發表的文件，按時間順序結合重要事件專題，對外交文件進行系統的整理加工，使讀者能比較完整地了解中俄兩國在這一歷史時期各個重要交往的基本過程和實質性的成果。

三、匯編的文件組成，主要收錄由雙方圍繞雙邊關系中某一事件在外交交涉中直接形成的各種文件，包括各種外交文書、條約文本以及反映事件過程及其成果的其他形式的文獻。

四、匯編內容包括：

（一）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建交、互派大使等。

（二）兩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教、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合作的條約文件及與之簽署、執行等直接有關的往來文書。軍事合作方面的文件將另行商定。

（三）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及會議、會見記錄、文電往來等。

（四）兩國領導人就重大國際問題（如朝鮮問題、印支局勢、對日和約、臺灣局勢、爭取我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國際安全等等）發表的互相支持和呼應的聲明、講話、會談、會見及有關的往來文電。

（五）兩國領導人就重大節慶事件互致的電文。

（六）涉及兩國邊界、邊境事務、重大領事僑務活動、重大政治、文化、科技交流活動，包括代表國互訪的有關文件。

本文作者（左二）與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丘里林（左三）在頤和園聽鸝館

（七）其他雙方認為是兩國關系中重要問題的往來照會、公務文電、部門負責人談話等，擬通過雙方互換文件目錄后協商確定。

（八）收入匯編的文獻資料按時間順序排列。

磋 商

根據中俄兩國外交部2005年磋商計劃，俄國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丘里林一行于2005年8月21日應邀訪華，同我就如何落實合作編輯文獻匯編進行磋商。

8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長喬宗淮會見了丘里林一行。喬宗淮強調指出：“中俄外交部共同編輯出版雙邊關系歷史文獻匯編在兩國關系史上尚屬首次，而對于中國外交部來說，則更是第一次與外國開展此類合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喬宗淮表示中國外交部對此非常重視，將為此項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支持。

《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首發式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舉行

雙方對中方提出的設想基本達成共識。雙方確認編委會名單，同意由兩國外長各自擔任編委會主席。雙方同意通過使館交換各自擬就的編輯大綱和各類史料，俄方同意先向中方提交編輯大綱。雙方確定了今后交往途徑和工作規則，技術性問題原則上均通過使館加以解決。關于版權問題，雙方確認，中文版版權歸中方，俄文版版權歸俄方。雙方確認，以紀要方式記錄每次磋商內容及達成一致的意見，經雙方編輯小組負責人簽字后作為今后工作的依據。

磋商結束后，我陪同丘里林一行游覽了頤和園，坐船暢游了昆明湖，并在頤和園聽鸝館設晚宴。8月24日，我陪同丘里林一行到天津，參觀了天津市檔案館和天津市博物館，并安排他參觀了天津利順德飯店。

8月25日，我把雙方在這次磋商中達成的共識和諒解給丘里林發了一封函，請他復函確認。我的去函和他的復函即構成我們雙方達成的協議，并自他復函之日起生效。我很快收到了他的復函。

隨后，雙方編輯小組進行了幾次小范圍磋商。

2006年7月10日，丘里林給我來信，向我提交了俄方擬收入匯編的已發表過的文件清單和副本。

同一天，丘里林給我來信，說他已被任命為俄駐羅馬尼亞大使，不再擔任俄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無法繼續從事共同出版1949年至1955年雙邊關系文獻匯編的準備工作。丘里林在信中說：“我將啟動該匯編的出版工作當作是本局最重要的工作成績之一。無疑，這一項目的落實是為鞏固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作出的特殊貢獻。俄中兩國的青年一代應當了解并銘記那波瀾壯闊和充滿英雄主義情懷的歲月。當年結成的俄中友誼對兩國產生重大影響，也具有世界意義。因為正是我們的聯盟，而不是某個國家的‘遏制，才避免了一場核災難。”他最后希望工作不要放慢速度，使這套非常有價值的文獻匯編能夠早日問世。

我復函丘里林，祝賀他榮任俄駐羅馬尼亞大使，并對不能同他繼續在檔案工作中合作感到遺憾。我在信中說：“與俄羅斯外交部合作編輯出版雙邊關系史料匯編，是我們同其他國家開展這一領域工作的開篇。該匯編的出版，將有助于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回顧和了解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銘記兩國以及兩國人民之間建立起來的珍貴友誼，以及我們兩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

的確，當時我們也與美國、法國、羅馬尼亞、烏克蘭、馬來西亞、韓國等外交部檔案部門簽訂了檔案領域的合作協議，由于種種原因，均無成效。

經部里批準，2006年12月11日，我率領中國外交部檔案代表團訪問俄羅斯，與俄外交部歷史文獻局繼續進行磋商。代表團成員有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兼科研管理部主任沈學明、《中國檔案報》總編輯郭海纓。

12月12日，新任俄外交部歷史文獻局局長普羅瓦諾夫在俄外交部會議室會見我。普羅瓦諾夫曾任俄駐愛沙尼亞大使，說他很高興與中國外交部檔案工作同行進行此次會談，非常希望得到理想的結果。我扼要介紹了《匯編》籌備工作情況，向俄方提交了擬收入《匯編》第一冊的部分中方檔案文獻。對俄方已向中方提交的文獻，我表示正在進行翻譯整理，并將在雙方互換收入《匯編》第一冊的全部文獻后，就最終收入第一冊的文獻交換意見。我還同他探討將中俄兩國外交部檔案領域合作機制，進一步擴大到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外交部之間檔案領域合作的可能性與具體步驟。

當天，我拜會了俄聯邦檔案局局長科茲洛夫。第二天，俄外交部副部長季托夫會見代表團。季托夫強調指出，兩國外交部不僅有必要合作出版歷史文獻，還有必要開展各種交流，比如中國在檔案保管方面的新措施和新技術，針對發展中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都是他們需要借鑒的。季托夫還對中方提出的將兩國檔案領域的合作擴大到上海合作組織范圍的設想表示支持。

我感謝他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見代表團，感謝他對兩國關系作出的積極評價。我介紹了《匯編》工作情況，同時還介紹了中國外交部外交檔案向社會和公眾開放情況。

根據國內有關部門的要求，我們還利用此次訪俄機會，查閱了當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檔案。隨后，俄方向我們提供了一份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館藏中共六大檔案清單。

磋商總的講比較順利，但也有一些分歧、爭論和不同看法。主要是：（一）收錄文獻的寬窄不一，俄方希望寬一些，中方意見適中。（二）哪些文獻可收入《匯編》，哪些不適合，雙方有時看法不同。（三）中俄文翻譯的協調問題。雙方本著互信、誠意，經過協商，都得到圓滿妥善解決。

2007年1月，我按規定退休。中俄雙方文獻匯編工作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

出 版

經過中俄雙方編委會和專家多年的共同努力，在2009年10月中俄建交60周年之際，《匯編》第一冊《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49年10月—1951年12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作為紀念中俄建交60周年慶典活動之一。《匯編》第一冊首頁刊登了兩國外長的賀詞。

《匯編》第一冊刊登了20多幀珍貴文獻、照片。其中有：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蘇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換文中文版和俄文版、1949年10月3日周恩來親筆起草的致葛羅米柯電報、羅申向毛澤東遞交的國書、王稼祥向什維爾尼克遞交的國書、《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文本等等。

2015年10月，《匯編》第二冊《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匯編》第二冊首頁同樣刊登了中俄兩國外長的賀詞。

《匯編》第二冊刊登了一些珍貴的文獻和照片，其中有：1952年11月周恩來、朱德為慶祝舉行“中蘇友好月”的題字、1952年12月宋慶齡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期間同中蘇藝術家在一起的照片、1954年10月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在我國國慶五周年慶典上的照片等。

2016年4月28日，在俄羅斯駐華使館舉行了《匯編》第二冊《中國與蘇聯關系文獻匯編（1952年—1955年）》首發式。俄駐華大使杰尼李夫主持兼致辭，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劉海星、俄副外長莫爾吉洛夫出席并講話。

《匯編》的出版，是兩國外交部在檔案領域邁出的開創性一步，體現出兩國關系的持續穩定發展，正如王毅外長在《匯編》第二冊賀詞中所說：“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保持高水平運行，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務實合作全面推進，人文交流持續加強，國際合作愈加密切。雙方正在進一步加強各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助力彼此發展振興事業，維護地區及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溫故而知新，回顧過去，中俄友誼源遠流長。展望未來，中俄合作潛力巨大。我們愿與俄方伙伴通力合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同開創兩國關系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