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長女去世：從小被賣做童養媳，中年家破人亡，遺愿讓人淚目

 劉少奇長女劉愛琴于6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據劉愛琴親友方面介紹，老人家生前希望將遺體捐獻用于醫學教育研究工作，家屬方面已遵照老人遺愿將遺體捐獻。由于處于疫情期間，其余后事一律從簡。

劉愛琴的一生充滿了坎坷與波折。以前，她常會想“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許這一生不必這么辛苦”。到了晚年，再回看那些過往，她說“都過去了，這把歲數，不在意了”。

 

從未見過生母

在中共領導人的子女中，劉少奇的幾個孩子受到的磨難恐怕是最多的。

劉少奇一生有過6次婚姻，養育了9個子女，其中第一任妻子何寶珍留下了兩男一女，即長子劉允斌、長女劉愛琴、次子劉允若。

何寶珍兒時家境貧寒，小小年紀被賣給地主家的傭人做童養媳。16歲那年，經過再三堅持，她終于和地主家的傭人解除童養媳關系，恢復自由身。

1918年，何寶珍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她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參加學生運動。4年后，她因參加揭發校長貪污腐化丑行，被校方監禁。

后來，經過衡陽黨組織營救，何寶珍得以脫身，并前往長沙，投靠在時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的家里。在那里，她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和楊開慧一起幫助毛澤東整理文件、資料。

一天，何寶珍見到了從蘇聯學習歸來的劉少奇。端莊秀麗、朝氣蓬勃的何寶珍，讓時年24歲的劉少奇心中頓生好感。

1922年9月，毛澤東派劉少奇、何寶珍赴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領導工人運動。在共同的事業和斗爭中，何寶珍與劉少奇的感情日益深厚，并確認了戀愛關系。1923年4月，這對有情人喜結良緣，并有了3個可愛的孩子。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何寶珍將1歲的劉愛琴交給漢口一個工人家庭撫養，自己則化名“王芳芬”隨劉少奇到上海展開地下運動。1933年，何寶珍因被叛徒供出，遭到國民黨抓捕。1年后，年僅32歲的何寶珍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何寶珍去世后，她和劉少奇的3個孩子也下落不明。后來，經過周恩來的一再努力，終于在1938年找到了劉愛琴。

原來，撫養劉愛琴的那戶人家生活貧困，不得不將她賣給漢口一戶小康人家做童養媳。可那家人對劉愛琴并不好，干活和挨打成了她的日常生活。寒冬臘月里，不到10歲的劉愛琴穿著單褲單鞋，挑著有她半人高的水桶去打水，兩只手凍得通紅，手上、耳垂上長了許多凍瘡……

周恩來把劉愛琴領回家后，鄧穎超為她洗臉、洗澡、梳頭、換衣服，劉愛琴后來一直叫鄧穎超“鄧媽媽”。除了照顧劉愛琴的生活，鄧穎超還會在工作之余給她講母親何寶珍生前的事，告訴她母親是位英勇的烈士。在以后的許多年里，母親雖然在劉愛琴的腦海里是一個模糊的形象，但她對母親有著很深的感情。

父親是我最親的親人

1938年，劉愛琴由黨組織安排送到了延安，那是她出生后第一次見到父親劉少奇和大哥劉允斌。在父親的身邊，劉愛琴學會了書寫自己的名字。

1年后，劉少奇因擔任新四軍政委，要到前線去，劉愛琴也和哥哥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前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

劉少奇與兒子劉允斌（左），女兒劉愛琴（右）在一起。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家人，又面臨著分別。劉愛琴后來回憶，“我當時真的不愿意離開父親。我很愛我的父親，在這個世界上，他是我最親的親人。父親對我很溫和，他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孩子要好好學習，長大了要為人們服務，一切為公！’”

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是專門接收全世界共產黨人后代的地方。最初，劉愛琴和其他孩子們一起學習、玩耍，過得很幸福。但隨著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年齡大一些的男孩子都要參軍上前線，女孩子們就做一些慰問傷病員的后勤工作。劉愛琴還為蘇軍縫過棉襖，做過冬天打仗用的白色斗篷、手套。那段時間因物資短缺，她曾和其他人一起在地里挖土豆充饑。

1945年，衛國戰爭結束，劉愛琴考入莫斯科通訊技術大學經濟系。4年后，劉少奇為與蘇共商討新中國成立事宜秘密前往蘇聯，并將10年間不曾謀面的劉愛琴帶回了中國。

剛回國那會兒，穿著洋裝和高跟鞋的劉愛琴可以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中國話卻說得結結巴巴，中國字更認不得幾個。

劉愛琴（左）、王光美（中）和劉少奇在一起。

為了幫她盡快融入社會，劉少奇讓妻子王光美找來許多書，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她認字。在認字的同時，王光美還給她講一些革命理論，比如：什么是階級，階級是怎么劃分的，社會共分成哪些階級，等等。每天學習完，劉愛琴都要認真做筆記寫心得。后來，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

雖然劉少奇此時已是國家領導人，但他對愛女嚴格要求，不讓她講特殊。

有一次，劉愛琴讓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幫忙買了一身絨衣絨褲，劉少奇知道后嚴厲批評了她：“你花的錢，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錢。你知道我并沒有錢，連我花的錢都是人民的。自己已經有了的，就不要去買，盡量不去花人民的錢。現在人民還窮。”

劉愛琴讀書期間，學校考慮讓她從預備黨員轉正，劉少奇卻認為女兒“不夠艱苦樸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校系黨支部接受劉少奇的意見，沒有讓劉愛琴通過。

劉愛琴知道后，痛定思痛，決定要做出個樣子給父親看。

大學畢業后，她被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過了幾年，她主動響應國家號召，報名參加干部支援邊疆建設。

沒多久，劉愛琴就被派往內蒙古。這一去就是近20年。

家人相繼離去

在內蒙古，劉愛琴參加了一個調查組。她下到基層，和大家一樣住土坯房，在機關大食堂吃玉米面、高粱面窩頭和土豆燴白菜。因工作表現積極，她在1966年從預備黨員轉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可劉愛琴還沒來得及和父親分享這份喜悅，他們就被突如其來的運動鬧得家破人亡。

家人相繼離去，讓劉愛琴備受打擊，身在異鄉的她只能一個人躲在被子里小聲地哭了兩天兩夜。第三天，她便擦干了眼淚。當時的她只有一個信念：自己不能死，要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

直到1979年4月，當時在河北師范大學任教的劉愛琴接到了“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公職”的通知。第二年，劉少奇也完全恢復了名譽。可此時的劉愛琴，已年過半百，頭發花白。

 

此后，劉愛琴轉調北京，在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俄語，直到退休。

誕生于血雨腥風的年代，經歷了幾十年的甘苦榮辱，劉愛琴在晚年對一切都已淡然。她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自己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這一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但作為劉少奇的女兒，特殊的身份讓她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2009年，在出版社的邀請下，劉愛琴出版了一本書——《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對父親的追憶和懷念。

回顧劉愛琴的一生，有很多時候是被父親決定和牽連，有人曾問她，是否會因此在心里責怪父親？

劉愛琴回答：“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