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固廢利用率越來越高，為何還要進一步整合？

           隨著治理規模與需求的持續提升，固廢綜合利用正在由“低效、低值、分散利用”走向“高效、高值、規模利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近日發布的《關于推進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產業集聚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以尾礦、煤矸石、粉煤灰、化工渣等固體廢物為重點，以集聚化、產業化、市場化、生態化為向導，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積極探索大宗固體廢棄物區域整體協同解決方案，帶動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全面提升。

按照要求，到2020年，我國將建設50個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基地、50個工業資源綜合利用基地，基地廢棄物綜合利用率達到75%，形成多途徑、高附加值的綜合利用發展新格局。其中，將重點鼓勵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江經濟帶、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區域，開展跨區域基地建設和協同發展。

資源化率雖有提升 低質、分散的治理局面未變

治污對象復雜繁多，這一次為何會瞄準固廢板塊？根據《通知》，隨著我國煤炭、電力、化工等行業迅猛發展，隨之而來的環境和資源壓力也在加大。“其中，大宗固體廢棄物排放影響和制約著產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開展綜合利用基地建設，是不斷提高和擴大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水平、裝備能力、應用規模和領域、品質和效益等的有效途徑及重要保障。”

就在《通知》發布不到一周，生態環境部隨即公布《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系統介紹2017年固廢產業狀況。統計顯示，全國202個大、中城市一年產生的工業固體廢物量超過13.1億噸，工業危險廢物產生量為 4010.1萬噸，生活垃圾產生量達20194.4 萬噸。而上述被《通知》列入重點的處置對象，綜合利用率分別在50%-88%不等。

以粉煤灰為例，產生量最大的行業是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綜合利用率為77.3%；其次是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等行業，綜合利用率均達60%以上。再如由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產生的煤矸石處理，目前綜合利用率為53.1%。

利用率越來越高，為何還要進一步整合？E20環境平臺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認為，從技術、產業等角度看，我國對固廢、尤其工業廢棄物的治理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供需平衡方面仍存在不匹配、低效率等局限。“例如，一家或幾家產廢企業不足以支撐治理企業的運營，但介于成本等因素，我們又無法大動干戈聚集更多產廢企業。相比之下，選擇將這些固廢先集合、再處置，反倒是一個更合理的方式。通過整合，資源回用幾率越高、價值越大。”

旺能環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管會斌同時指出，截至目前，固廢監管仍相對分散，各地涉及城管、住建、農業、商務及生態環境等不同主管部門，“五龍治水”的狀態較難形成合力。“尤其在早期規劃中，由于各監管單位考慮角度不同、處理規劃統一不足，項目選址較為分散、集約化水平低、無法理順產業鏈條，各自形成‘孤島’，存在獨立、單一等處置壁壘，大量設施重復投資建設，造成土地、財政、管理等資源浪費。也正因此，系統規劃、統一協調漸成趨勢。”

源頭減量與綜合利用相結合  技術與經濟性兼顧

圍繞“低效、低值、分散利用”現狀，《通知》提出“源頭減量與綜合利用”結合的治理方向，要求在優化設計、科學管理基礎上，首先從源頭減少固廢排放。同時，通過提高品質、擴大品種和拓展應用領域，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加大固廢利用量，最終實現增量和存量總和的負增長。除技術、標準、管理等層面，《通知》還首次強調，要完善資源綜合利用的產業、財稅及金融等政策。

面對這一“新藍海”，潘功提醒，要真正實現“高效、高值”，經濟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相比其他環保分枝，固廢治理具有一定門檻，企業并非帶著錢來就能參與。除一定的資金投入，也離不開資質、技術、人員等必要配備。尤其時下大熱的工業固廢治理，業主往往是一家企業或一個園區，誰產生、誰付費，不同于生活垃圾有政府出面‘兜底’，這就多了一些不確定因素。參與企業既要考慮技術可行，也要兼顧治理的經濟性。如果通過綜合處置得來的材料比直接購買原料還貴，為什么還要開展資源化利用？”

此說法也在《通知》中得到印證。根據要求，擬建設的50個工業資源綜合利用基地不僅要達環保、安全等要求，同時還需滿足年綜合利用總量1000萬噸以上、綜合利用率65%以上、年產值超過10億元的經濟指標。

此外，多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坦言，我國固廢治理雖呈現整體向好趨勢，但具體到單一對象，目前仍存在部分難以攻克的技術瓶頸。“例如煤化工行業的復產鹽，就因產量大及成分雜而面臨技術難題。”國家能源集團北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院水處理平臺總監熊日華舉例稱，一個60萬噸/年的煤制烯烴項目，年產鹽量3-5萬噸；一個40億立方米/年的煤制天然氣項目，年產鹽量5-8萬噸。“相當于每個煤化工項目，每年都有幾萬噸雜鹽待處置。但目前即便做到極致也只能回用70%-80%，剩余部分暫未找到有效處理辦法。”

上海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家樑則表示，因早期管理體系粗放、科技體系脆弱等因素，技術現狀與處置的“多樣化、產業化和智能化”需求矛盾突出。“尤其在項目環評過程中，我們就深刻感受到，目前單一的末端消納遠遠不夠，急需形成復合新型的污染處置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