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確定“七一”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6周年的紀念日。 “七一”建黨節是什么時候、怎么定下來的呢？本文作者為中共黨史研究室專家，他們來為我們講述建黨的那些事。

     

                  “七一”是怎么定下來的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開頭指出：“1949年的7月1日這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28年了。”董必武在回憶一大時也說：“‘一大’問題，在中國文獻上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后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董老這里所說的“后來定的”，以及毛澤東使用“表示”這個詞，都說明“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是一個象征性的日子。

    大約20世紀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與子女的談話中，明確說：“在上海開的第一次黨代會并不是7月1日這一天開幕的，但會議確實是在7月召開的；7月1日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個象征性的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處于秘密狀態，或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白色恐怖下。那個時候，黨還顧不上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活動慶祝自己的生日，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證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為紀念黨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陳潭秋在共產國際機關雜志《共產國際》（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后來又發現了一份陳潭秋1936年7月在慶祝黨的1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提綱）。講話中談到：“代表團因為我是參加過黨的成立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黨員，要我作關于黨十五周年紀念的報告”。陳潭秋的文章和講話（提綱）都是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進行紀念的，并沒有確切指出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七七事變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松。到了1938年，為紀念黨成立17周年，許多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延安的同志，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大會召開的時間，以隆重紀念黨的生日�？墒�，毛澤東和董必武都只記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開的，至于具體日期，由于年代久遠，又無檔案資料可查，已經記不清了。

    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哪一天召開？一大的參加者有著不同的回憶。

    毛澤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董必武他們三人，只籠統地說是7月。

    李達在《七一回憶》中說：“1921年7月1日下午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樹德里3號的樓上，正式開幕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7月1日正式舉行大會”“1921年7月1日下午3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

    劉仁靜回憶他是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后參加黨的一大的。他說：“‘少年中國學會’年會開會的時間是7月2日”。包惠僧則回憶：“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暑假不久，約計總在7月10日左右……”他們二人回憶的開會日期差不多。

    陳公博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說是7月20日。陳潭秋1936年發表的文章中說“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底開的”。這二人的回憶將一大開會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漢俊、王盡美、鄧恩銘由于犧牲較早，沒有發現他們留下關于一大的回憶資料。

     另外，史學界對一大的召開日期一度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蘇聯的B·H·庫秋莫夫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說是6月。臺灣的郭華倫在《中共史論》中說是7月27日。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而共產國際保存的兩份文件，既沒有名字，也沒有文件時間。 

    7月1日是毛澤東在延安定的一個象征性的紀念日。

    這樣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紀念日！——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的演講中，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

    事實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為紀念日，比較方便人們的記憶。

從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尚未被普遍采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統一。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并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是1941年6月《中央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吨甘尽分赋觯�“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4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并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

    這一年的7月1日，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分別發表題為《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周年》的社論，在此前后，《解放日報》還大量報道了延安各機關團體紀念建黨20周年活動。

                         中共一大召開日期解謎

    直到1979年8月，著名黨史學者邵維正在《黨史研究資料》上發表《關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的初步考證》（后于1980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公開發表，題目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才最終將一大召開日期這一謎題解開。

    邵維正從代表行蹤、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當時的文字記載等多方面進行了嚴格認真的考證。

    劉仁靜應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陳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達上海的。包惠僧大約20日到達。從代表行蹤和馬林活動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齊并正式開會，應在7月下旬。

    其次，從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來看。

    一大參加者的回憶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擾，會議被迫中斷。

    另據陳公博、周佛�；貞�，一大在上海召開的最后一次會議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東旅社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件。大東旅館發生命案的時間為7月31日。 

    可以推斷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是7月30日召開的，當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以后會議才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舉行。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向我國移交了一批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原文為俄文，沒有署名，也沒有標明時間。文中記載：“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這與前面推斷的代表行蹤相符。

     同時，文中還對會議日程進行了詳細描述，擬定議事日程和聽取各地小組活動情況報告，用了兩天；休會兩天起草計劃和綱領；然后開了第三、四、五、六次會議。“代表大會的第六次會議是深夜里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里，他道歉說走錯了，可是終究使我們不能再繼續開會……為了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即嘉興——引者注）去。”這就告訴我們：一大在上海的會議開了6天，加上兩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從孔阿琴案件的間接推斷中，我們       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 

從以上幾個不同側面的論證中，可以確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7月23日的考證成果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但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一直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