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承——馮其庸的人生主線

 

    一個人的命運，總是和民族榮辱、國家興亡密不可分的。馮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時期，正是外寇瘋狂侵侮，內亂動蕩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國破家亡的慘象，從小立志，追求強國富民之夢。之后，他在求學、參軍、教學、從事學術研究與文藝創作的半個多世紀里，又經受歷次政治運動的洗禮和十年“文革”浩劫的考驗，云開霧散，沐浴改革開放的春風雨露，伴隨西部開發的步伐，終于以自己非凡的成就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發展、繁榮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個人的成長，與家庭撫育、學校教育關系極大，與文化傳承息息相關。他生長于貧窮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種田、挑擔、車水、養蠶，干各種農活，艱苦生活的磨練成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時，作為文化傳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為他創造了學習文化知識的條件，上學、輟學、自學，像一顆良種在書的豐沃土壤里生根發芽成長，經過小學、私塾、中學、無錫工業專科學校和名校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的培育，又參與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實踐，以及文藝界、學術界多位名師摯友的扶助、影響，終于成為根深干直、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

 

    馮老自幼喜讀書，求知欲強烈，小學輟學期間，因為要參加農田勞動，常常是在夜間或清晨點著蠟燭看書，除一般學童要熟讀的經、史類書之外，還讀了《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等小說、戲劇類以及《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西湖夢尋》等散文、詩詞類書，閱讀面甚廣，又“癡迷戲劇”，還找來《芥子園畫譜》學習繪畫。上初中時，丁約齋老師講的“讀書要早，著書要晚”一句話，對他之后讀書深造啟示甚大。馮老廣結人緣，善于從交往的良師益友處汲取文史、藝術養分。他不僅與俞平伯、郭沫若、王蘧常、周貽白、錢仲聯等年長學者，以及趙燕俠、袁世海、馬連良、關鹔鹴、俞振飛、侯寶林等許多戲曲界著名藝術家，都有請教和切磋，即便是比他年輕許多的后輩晚生，他也樂于結識，做到傾心相待、全力扶助、不恥下問。我本人自研究生畢業時始識馮老之面，三十多年間不斷親身感受到馮老樂于提攜后進而又虛心好學的精神，從中獲益匪淺。

 

    一個人的成就，雖離不開環境的熏陶和師友扶助，但更取決于自身的奮發圖強。他自小生長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歷經風霜雨雪，磨煉出發憤自礪的品格。自強不息、勇于探索的精神，可以說貫穿其生活、學習、工作的方方面面。自傳里，“暗中受誣”“險成右派”“回鄉見聞”等節以及“獨立亂流中”一章都有生動的敘述。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陜西長安縣參加農村“四清”運動時，為深入了解古代歷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節假日時間，帶領同事去實地考察周邊的周秦漢唐文化遺址，并且撰寫了一篇符合考古專業要求的調查報告，不僅留下了一份難得的珍貴資料，也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可貴的文化擔當精神。特別是馮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爾，探求玄奘東歸之道，又穿越羅布泊，進樓蘭，過白龍堆，進入玉門關到敦煌，可謂艱苦跋涉，雖苦猶樂，創造了一個年邁學者深入西部邊陲實地考察古代文化遺址的奇跡，誠如偉大詩人屈原《離騷》中所表白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一個人的性格，也必然會影響其一生的作為。他是“悲天憫人”的性情中人，愛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決不退讓、茍同、盲從，而有時卻不免也會因同情而輕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滿懷，率性自律，獨立亂流，不失方寸。這些看似矛盾，卻是融匯統一于“以天下為己任”的通達人生觀。尤其在身處逆境之時，他頑強、達觀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艱難險阻，走上順暢之通衢。他對《紅樓夢》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證，以及項羽不死于烏江的考訂等，便是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傳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見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寧格勒考察并洽談影印蘇藏《石頭記》抄本之事，二人產生若干矛盾。其實，許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當年的主動推薦，周汝昌才得以參與此行。記得當年奉李一氓同志之命，我陪沈錫麟到藝術研究院就赴蘇人選征詢馮老意見，他當時即毫不猶豫地提出“請周汝昌去”。書中沒有提及此點，正說明了他的寬大胸懷。

 

    在馮老心中，關心民生與重視文化傳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學術集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集“吐魯番專號”出版經費欠缺，具體負責編輯該集的榮新江教授頗為焦急，我向擔任學會顧問的馮老報告此事，他馬上將自己剛得到的數萬元稿費捐給學會，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據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組織要馮老捐字畫。馮老出于對災民的關切與賑災熱心，未加思索一次就應允捐出書畫數十幅之多，為此他不顧疲倦連日寫字作畫，因累而病住了醫院。最近，青島出版集團影印出版了馮老的《瓜飯樓抄庚辰本石頭記》。馮老在病榻上看著這部劫后重生的奇書，不禁熱淚盈眶。他又一次講述了他為了保存這部《紅樓夢》的早期珍貴抄本，如何在抄家毀書的“文革”于190多個夜晚冒著生命危險抄寫此書的情形。自傳里引述了他抄成此書那天寫的一首詩：“《紅樓》抄罷雨絲絲，正是春歸花落時。千古文章多血淚，傷心最此斷腸辭。”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在慶賀馮老壽開九秩那年，我曾寫《賀新涼》詞：“瓜飯家世苦。幸乎哉、惠泉清冽，稻香粗素。大師慧眼識英才，夯筑文史基礎。筆耕勤、丹青擅步。研讀紅樓六十年，性情人、椽筆評批巨。礪金石，沙難駐。 古稀壯吟陽關賦。更三番、冰峰瀚海，絕域排阻。證得玄奘東歸路，何懼揚鞭歲暮。吉尼斯、全新紀錄。叢稿一編卷卅四，益求精、校訂寒與暑。開九秩，迎玉兔。”筆拙辭疏，只是表達我對馮老的崇敬之心，也只能寫出他對傳承文化作出貢獻之萬一。現在，拜讀了馮老的這本口述自傳，通過這位文化藝術巨匠的風雨歷程，可以讓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傳承的艱苦卓絕，進一步認識文化自信對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性。

 

    （作者系中華書局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