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門，該打開了

據媒體報道，近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復校友出入校權限，部分高校還允許家長和校外人員申請入校。

這種“有序開放”的漸進謹慎可以理解，畢竟大學人員高度集中，大學無小事，維護教學秩序對安全和安靜有較高的要求，須在試探中恢復。

不少人在討論“大學校園應不應該開放”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無須討論的偽問題，校園開放早已成為共識和常態，開放是必然的。對于長時段的社會常態，疫情只是“過客”，它帶來的隔斷只是“例外狀態”，這種“例外狀態”應隨著疫情的結束而結束，回到大學應有的開放狀態。

對于大學生來說，他們對開放的需求是剛性的，社交、實踐、外賣、旅游、找工作、互享優質課程資源，等等，三年疫情中那些被隔斷所壓抑的“非必要”需要得到自由舒展。

老師的生活、科研、交流，大學與社會的合作，公眾對親近大學的需求，這些需要都很剛性。大學精神里本身就自帶著開放的基因，它的安靜，不是與世隔斷、拒外人于圍墻之外的安靜，而是開放中冷板凳上靜心做學問的安靜。

前不久，北京大學的戴錦華教授在一個專訪中提到：我原來非常錯誤地同情孩子們，覺得他們被迫待在家里，被迫在上網課，會有多么痛苦。后來很多家長跟我說，孩子不希望復課，不想走出家門，甚至恐懼走出家門，去真切地和他人“肉身”相遇。

這種封閉的心境，需要開放去療愈，需要將那些被壓縮、被封存的“非必要”釋放出來，“坐兩個小時昏昏欲睡的校車，去牽另一半的手”。

大學校園當然應該開放，如果對外開放之后出了什么“問題”，也不是開放帶來的問題，而是管理不善帶來的問題。隔斷只是疫情帶來的“例外狀態”，大學千萬不能形成對封閉隔斷的依賴，享受“封閉管理”帶來的管理便利，而不顧開放需求。

是的，封閉和隔斷，也許能減少一些管理成本，師生員工身份單一，進出審批，方便管理者。但隔斷帶來的種種不便和心理問題，對科研、交流、實踐帶來的障礙，不容忽視。

“管理方便”不能凌駕于開放之上，大學應該適應開放帶來的種種難度，在開放中倒逼精細管理能力的提升。

不過我更覺得，對于大學校園的開放，不只是大學管理者的問題，也與公眾態度有關。大學與公眾，就像鄰里關系，大學校園的門怎么開，開多大，開到什么程度，取決于大學與公眾的信任和友好程度。大學的開放程度，是大學和作為“鄰里”的公眾協商式開放的產物。

比如發達國家那些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大學校園，往往都跟所在地區和社區有著非常好的融和程度，大學在社區里，社區在大學里，有著很親近友好的鄰里關系。大學跟所在的社區一樣古老，社區因大學而出名，居民到大學跑步，到圖書館看書，帶孩子散步，甚至坐到教室后排旁聽課程，保持著對大學教學秩序的充分敬畏，絕不會干擾教學環境。

人們走在校園里不會大聲喧嘩，不會當成景點那樣去“消費”，商業化也有意識地與校園保持距離。一個地方治安狀況越好，居民文明程度越高，大學也更愿意開放自身的資源，與社區互相成就。

這就是我說的“大學和公眾的友好度”，校園開放不只是大學的事，也是公眾所要努力的事，表現出對大學校園的友好：尊重大學作為教學單位的安靜，維護其科研秩序，不能用商業化和娛樂化干擾、消費大學校園。

這里是學生求知的圣地，不是旅游景點，不是滿足“到名校逛一圈曬視頻到此一游”的打卡地，不是拿到朋友圈炫耀的名校“背景”，不是社交媒體的“話題熱度標簽”。

大學是一個社會的學術和思想高地，安靜地走近，安靜地路過，安靜地凝視，安靜地聽課，帶著對知識的敬畏。管理好自己的腳步，這種公眾友好度下，大學校園也才會表現出更大的開放。

這就是友好協商的大學校園開放。

（來源：央視網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