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留給《收獲》的精神遺產　

　　那時候，每年金秋時節，《收獲》編輯部都會像過節一樣，老老小小提著蛋糕捧著鮮花去給主編過生日。巴金基本不過問雜志社的具體工作，遇到一些大事，我們會征求他的意見。好或者不好，他都會用很簡單樸素的語言來表達意見。

　　舉個例子，上世紀８０年代作家張賢亮寫了一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編輯部看了這個小說以后都覺得不錯，認為張賢亮寫出了人性。之后，把它作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編發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對此很有意見，說張賢亮的作品不尊重女性。作家冰心也因此打電話對巴金說：你要管管《收獲》了。

　　巴金一向比較相信編輯部的判斷，但是，冰心給他打電話說這件事，他不得不重視起來，巴金看完小說之后認為沒有什么問題。當時李小林記錄下了她老爸講的大概意思：這是一部嚴肅的小說，不是為了迎合市場化的需要而寫的；他說最后的一筆寫得有一點“黃”，但是寫得確實好。巴金這么一說，編輯部心中的一塊石頭就落地了。在當時那個年代那樣一種氣氛下面，巴金講這一段話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他肯定了文學作品當中藝術創造的自由，肯定了對人性的挖掘是一個作家的權利。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開始，中國文學發生了變革，一批年輕作家借鑒世界現代文學的共有財富，大膽實驗和探索文學的各種手法，《收獲》因為巴金先生任主編的特殊地位，在實際掌門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銳的嗅覺，在1986、1987、1988連續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輕作家的作品專號。編輯部在全國范圍內組稿，作家馬原也給了很好的建議。當時的這批年輕人后來都成了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格非和蘇童就是那三期專號中的主將。除了這兩位，還有王朔、余華、馬原、北村、孫甘露等一批優秀作家。那幾期專號日后被理論界命名為“先鋒文學”，而對《收獲》來說，就是推新人，我們沒有打任何旗號。上世紀90年代以后，更年輕一撥的李洱、韓東、東西等也是從《收獲》走出去的。

　　在文學上，巴金的觀念是開放的，但在有些事情上，巴金先生卻是非常固執。比如他始終不愿意《收獲》去做廣告，他說“你們又沒到活不下去的境地”。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刊物在面對整個商業大潮時遇到了困難。有一年，雜志社的經營發生危機，有人提出采取其他的經營方式，比如刊登一些文具、汽車等看上去還比較順眼的廣告來增加收入，但是巴金始終不同意。巴金有他的堅持，他希望辦一本純粹的文學刊物。

　　后來因為年齡關系，巴金辭掉了很多職務，卻始終掛著《收獲》的主編。“把心交給讀者”“出作品出人”“講真話”，這些是巴金留給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遺產，也是留給《收獲》的精神遺產。